《告別“中國奇跡”》
黃益平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潘啟雯
衡量一個經濟體實現了“奇跡”的最基本指標，不外乎有這樣一些顯著特點：實現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高增長持續了較長時段、高增長較為穩定、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包括技術效率的改進）有較大貢獻等等。中國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間，由一個封閉的、以農業為主的落后經濟，迅速崛起為開放的、高度工業化的現代經濟，確實是史無前例的，被冠以“中國奇跡”也不為過。
然而，“中國奇跡”之所以是“奇跡”，是因為很多人都沒有預料到，或者沒有找到任何理論，能令人信服地解釋其原因。當然，經濟學界已對“中國奇跡”做出了各種解釋和演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林毅夫、蔡昉、李周等經濟學家“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理論，美國經濟學家巴里·諾頓“超越計劃體制增長”的分析，以及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楊小凱和美國兩位經濟學杰弗里·薩克斯、胡永泰“回歸市場體制”的假說。
與這些中外經濟學家的研究有所不同，自2009年6月加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之后，黃益平教授的所有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都一直在試圖打開“中國經濟之謎”。他曾超前地提出了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兩大命題”：其一，從經濟奇跡到常規發展的過渡；其二，從小國經濟向大國經濟的轉變。其新出版的《告別“中國奇跡”》正是這“兩大命題”的具體觀點和主張的集中顯現。
《告別“中國奇跡”》以中國市場要素嚴重扭曲為主線，分析了中國超常規繁榮及其代價。黃教授隨之發出了一系列反思和追問：告別“中國奇跡”之后，政府會面臨哪些困境？宏觀政策會有哪些艱難選擇？資本市場與投資存在哪些內在邏輯？人民幣的前途與命運如何？這使作者有點像坐在一列時間的慢車上，在遠方，慢條斯理地打量中國經濟的未來——通常，“遠觀”比“近視”更有穿透力。
按照黃教授的觀察，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們在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方面的表現真正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但是回過頭來看，要素市場的改革明顯滯后。比如，利率管制、政府干預信貸決策和資本項目管制等都具有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據黃教授測算，中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迄今才剛剛走了大概40%的路程，遠遠滯后于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抑制的后果是降低資本利用效率、壓低實際利率水平，當然，至少能暫時保持金融穩定性。正是由于比較嚴厲的資本項目管制，中國才沒有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受到更大的沖擊。但這樣的制度安排很難繼續，除了資本效率偏低，更重要的是經濟開放以后，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已經明顯下降。因此，除了穩步地推進金融自由化和開放資本市場，別無他法。近年來剛剛重啟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改革，其實也是這個自由化過程中的一步。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少人偏倚極端，常常自以為非此即彼，對錯分明，這顯然很幼稚。從表面看來，“保增長、調結構和遏通脹”這三個方面的政策目標都非常重要，放棄任何一條都可能導致嚴重的政治、經濟后果。那政府該何以平衡宏觀經濟政策的“三難選擇”呢？黃教授的看法直截了當：要同時實現“保增長、調結構和遏通脹”的目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政府其實已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做了取舍。在最近幾年里，我們所觀察到的是政府給予了增長“至高無上”的地位，當然也十分重視控制通脹，而結構調整就被放在相對次要的位置了。
經濟學里的菲利普斯曲線，描述了增長和通脹之間的權衡關系。如果追求高增長，就可能帶來高通脹；而如果追求低通脹，就可能壓低經濟增長速度。如果既想要高增長，又承受不了高通脹，怎么辦？中國政府的對策就是直接控制價格，2004年，政府限制食品漲價幅度，2008年政府則直接鎖定國內石油價格。但這種做法治標不治本，無法從根本上緩解通脹壓力。調結構與保增長之間也存在權衡關系，比如，要降低投資占GDP的比重或者減少經常項目順差，在短期內也許會降低經濟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看來則未必，不過多數地方政府更關注短期的績效。另外，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調結構需要消除許多要素市場的扭曲，這些可能會導致生產成本上升，從而抬高通脹水平。
黃教授認為，調結構已成當務之急，如果聽任結構失衡現象繼續惡化，增長的可持續性就會出現大問題。由此，政府應接受相對比較低的經濟增速。其實，通過或者增強社會保障體系，或者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創造就業機會，都可以幫助實現社會穩定的目標。“三難問題”的另一個解決方案，可能是每個目標都放棄一些，但現在的關鍵是要改變調結構與保增長之間的相對重要性。
告別“中國奇跡”之后，如何防范“中等收入”和“福利國家”的雙重陷阱，是黃教授重點探討的另一個核心問題。他在研究中發現，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協調、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續的”。舉個例子，2003年，投資占GDP的比例約為38%，2010年更高達48%以上。如此高的投資率，顯然會影響到投資回報率，最近各地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投資項目的現金流出現麻煩，絕非偶然。經濟結構需要適當的比例。這樣的投資回報，自然難以支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由此，中國面臨的一個直接挑戰，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國家曾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起飛成功了，增長卻很快停滯不前。拉美國家收入分配極其不平等、經濟缺乏創新能力，這些問題中國同樣存在，另外還多出一個資源浪費問題，在資源和環境方面消耗掉了不少未來的增長機會。過去近10年，中國在調整結構方面進展緩慢。不過政府開始重視民生，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農村醫療保險還是城市養老保險，都取得了不小的進展。這些措施十分必要，畢竟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收入增長盡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沒有安全感，同樣不會感到幸福。這也是作者一向推崇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于經濟恐懼的自由”的原因。
不過，建立福利體系的原則應是保障百姓的基本安全感，但不影響經濟競爭力。假如過度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有可能讓工資水平脫離市場經濟的實際水平，就有可能傷害經濟部門的競爭力。因此，中國要放棄單純追求GDP增長，也要防范過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國家”的雙重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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