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油畫村：二十年發展后面臨的瓶頸
大芬畫家生存艱難，是走是留？行畫與原創，哪個是大芬的立身之本？利益集團博弈大芬，誰來扮演平衡者的角色？政府打造文化產業，究竟該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帶著種種疑問，記者深入大芬村，一路走，一路訪，一路想。
隨著交通變得便捷，市內許多人涌進大芬跟畫家搶房子，鑄就了房東漲租的底氣。在大芬呆了20多年的畫家羅孝逵看著大芬飛速發展，也看著房租如芝麻開花。
2011年9月15日夜，畫家羅孝逵位于大芬村老圍東12巷4號的畫室，突然闖進一伙人，不由分說，將其約2000幅油畫作品、電腦、空調、辦公用品等統統扔到門外。
“正好那陣兒下起大雨，我的畫和電腦空調等都淋得一塌糊涂，損失接近30萬。”一年后，回憶起當時情景，羅孝逵仍心有余悸。他說，自己2006年從江西來到大芬，租下那間店鋪，當時簽了合同，約定月租1500元，押金1500元，另付進場費5000元，房東解釋是付了進場費，就有轉讓權，以后你轉多轉少，都歸你，房東不要。
在羅孝逵的記憶中，此后幾年，房東以種種借口將房租先后加到1650元和1900元。“到2011年4月情況更難，由于大芬村進行了‘美容’，這下不得了，房東趁機將其鋪位擴建并一分為四，將我的鋪子強行搭建，施工20多天搞得我的畫廊無法營業，房租卻照收不誤。”羅孝逵說，施工一結束，房東就將月租調到2800元，要他重簽合同，他不同意，房東就對他停水停電，逼他走人。一位知情人稱，羅孝逵多次求有關方面調解，都未果。
羅孝逵與房東多次協商未果后，終于發生了房東帶人強行將其趕出的事情。同年10月10日，大芬千余畫家呼吁社會關注大芬畫家權益。據羅孝逵稱，在他多次上訪反映情況后，由警方出面對房東進行治安處理，并協調賠償他4萬元。“與我近30萬的損失相比，這點賠償確實太少了，但我能有什么辦法呢？”
聲稱為免遭報復而決不肯透露姓名的畫家張先生告訴晶報記者，他在大芬呆了20多年，看著大芬飛速發展，也看著房租如芝麻開花。
“早期的大芬，300塊就能租到整棟樓，畫家們收入雖不高，但生活壓力小，日子倒也愜意輕松。”張先生說，隨著大芬村的名氣越來越大，租金也越來越高，“我那個畫廊的租金，從當初的幾百塊，瘋漲到現在的幾千塊，隨時面臨因交不起房租而倒閉的危險。”他說，房租成了各畫廊最主要的壓力，大家收入不少都交了房租。
“而且，由于信息的誤導，比如動不動就說拍賣會成交了多少多少(其實根本沒賣出去幾幅畫)，吊起了內地畫家的胃口，很多人不斷涌進大芬，使房屋供求關系更趨緊張。”張先生透露，另一種情況是，由于大芬周邊配套設施不斷完善，比如地鐵開通，與關內來往遠較以前更便捷，許多市內人也紛紛涌進大芬跟畫家搶房子，鑄就了房東漲租的底氣。
“大芬油畫村現在面臨市場上的問題，如果政府再不出手調控，將會對大芬村的油畫品牌造成傷害。”張先生說。
對畫家高房租的指責，大芬的房東們卻不以為然。一房東透露：有些畫家整天一門心思炒店鋪，一轉手就是十幾萬，他們也是房租上漲的推手。
“大芬確實存在房東惡意漲租的情況，但只是極個別的，更多的則是市場供需關系使然。”龍崗區文產辦副主任、大芬管理辦公室主任彭罡告訴記者，“市場經濟下的政府，無法干預房東漲租，但畫家們的困境管理辦也心中有數，正在想辦法解決。”
而大芬的房東們，則對畫家的指責不以為然。
“豬肉漲了，白菜大米都漲了，房租為啥不能漲？”房東張女士告訴晶報記者，“社會上只知道油畫帶富了大芬村，可有誰知道那油漆啊、顏料啊的氣味對我們的身體危害有多大，如果有一天我成了老年癡呆誰來埋單？”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東認為，有關方面頻繁在大芬舉辦各種節，不但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也加劇了畫家的生存困境。“每辦一次節展，都要大興土木，裝修外墻，整修村道，弄得好多畫廊無法營業，整天吵著要減租。每次翻新都要花錢，好像這些錢用著沒人心疼一樣。”這位房東透露，社會上都同情畫家，可有幾個人知道，有些畫家整天一門心思炒店鋪，一轉手就是十幾萬，他們也是房租上漲的推手。
有大芬“教父”之稱的香港畫商黃江認為大芬油畫品牌真正的危機，是在經歷20多年的高速發展后，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
“大芬的確遭遇以前未曾出現的問題，但房租飛漲只是表象。”有大芬“教父”之稱的香港畫商黃江，用力揮動著雙手對晶報記者說，“大芬油畫品牌真正的危機，是在經歷20多年的高速發展后，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
黃江1989年第一個進駐大芬村生產行畫，在內地首創以工業流水線的方式，“像制造沙丁魚罐頭一樣制造油畫”。通過香港把大芬油畫賣到世界各地，讓世界知道了大芬，吸引大批內地畫家來大芬安家“淘金”，成為大芬油畫村的奠基者和教父級人物。在大芬前10年始終雄居第一行畫商位置，雖然后來有了和徒弟“爭飯吃”的競爭壓力，但還算游刃有余。他坦承分水嶺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美經濟很差，海外訂單減少了80%，他的事業與大芬一起跌入低谷。
“金融危機來襲的明顯信號，就是2008年廣交會上大芬村收獲慘淡，以前最高能簽到5000萬元的大單，少的時候也有2000萬元，但那年只有區區100萬，至今也未見好轉。”黃江的弟子、原大芬美術產業協會會長吳瑞球告訴晶報記者，海外訂單銳減，國內市場開發力度又不夠，村內畫商間難免陷入價格戰的惡性循環。與此同時，內地其它省份的行畫產業也有長足發展，且由于在房租、水電和人工上的優勢，其價格比大芬更具競爭力，也相繼擠入大芬市場，以抽象畫為例，大芬市場上，60%的抽象畫來自閩、浙。“殘酷的現實是，大芬行畫產能過剩，要么賣不出去，就算賣出去的也多是白菜價，而原創畫又多是‘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大家日子都不好過，而房租、物價卻是芝麻開花節節高，特別是房租，每漲一次，都可能將一些畫家趕出大芬。”
“過去很多年，大芬行畫產銷70%靠外單，忽略了國內市場開拓，當金融風暴來臨想拓展國內市場時，才發現心急吃不了熱豆腐，開拓市場也有個日積月累的過程嘛，所以大芬才會有今天的尷尬困局。”黃江認為，大芬空間有限，產能飽和，缺乏可持續發展后勁，必須向內地拓展才有出路，中國有13億人口，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購買力遠比歐美強大，只要能將內地許多人對歐美日韓奢侈品的注意力稍稍吸引一點過來，大芬都將獲得新生。“向內地拓展須要實力，而大芬本身缺少有實力的企業，多數畫家又都是散兵游勇，更不具備這種能力，這就須要政府拿出一定的資金，去內地搞宣傳推介。大芬的目標應是：讓13億中國人，家家都掛上大芬的油畫。”
曾經的大芬美術產業協會會長吳瑞球認為，坦言部分原因也源于畫師們藝術造詣的局限，沒有真正好的原創。
黃江同時認為，房租持續上漲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如果畫家都讓高房租逼走了，大芬也就消失了。“政府雖不能干預房租上漲，但可以采取市場調節的方式，比如大芬南片區的油畫基地開發如果完成，將極大緩解老村子房源緊張問題，但不知為什么，這個項目只聽打雷，不見下雨，何時才能落實呢？”
大芬管理辦主任彭罡告訴晶報記者，南片區開發問題，去年上半年由大芬村提出，經龍崗區討論后報請市政府已獲審批通過，并列入全市23個戰略基地項目，今年9月區政府已通過招標請有關專業機構進行產業規劃，初稿已出，正在修訂，預計12月報市府審批。
作為曾經的大芬美術產業協會會長和最具實力的集藝源文化藝術公司所有人，吳瑞球第一個實踐了向外拓展的戰略，于2009年率上百畫工移師江蘇海安“523”文化產業主題公園，一時引起了有關“大芬崩盤，異地盤活”的熱議和討論。
3年后，當吳瑞球接受晶報記者電話采訪時，他已回師深圳。由于出差異地，無法詳述三年海安經歷，只是強調大芬實施向外拓展的條件尚不成熟，還缺乏足夠的實力。現在他最關注的是大芬行畫低附加值的短板，說曾有一位深圳人，用1.5萬美元從法國買回8幅油畫，返深后到他公司訂制畫框，結果他吃驚地發現，這8幅畫正是國外畫商不久前從他這里花2000多元買去的。“我們在研討大芬產業升級轉型的同時，必須探究這其中的奧秘，讓我們的勞動實現更高的價值。”
吳瑞球認為，大芬目前最急切的問題就是盡快落實南片區開發，同時把連接南北片區間的天橋建起來。對于原創畫家面臨的困難，他坦言部分原因也源于畫師們藝術造詣的局限。“不是不抄襲了不臨摹了就叫原創，那只能叫畫畫，原創應該是更為高級的、創舉式的藝術行為。好比畢加索，人家的畫直接影響了立體主義畫派，那就叫原創。真正好的原創，還怕沒人出高價嗎？”
高房租下的畫家眾生相
華夏名人畫廊畫家楊小發：“年收入基本都‘貢獻’給了房東”
楊小發和幾位客商完成了幾幅山水畫交易，他這間茂業油畫交易廣場的百多平方米的畫廊，最初租金只有1000元，不到10年已翻了快10倍，年收入基本都‘貢獻’給了房東，如果租金再漲他可能得關門。“生意不景氣，好在我是潮汕人，經常有老鄉照顧生意。”他坦言有老鄉幫襯，經常在外辦畫展，讓原創作品產生效益，才能勉強維持至今。他準備在家鄉創辦面積達700畝的原創畫基地，由大芬向外拓展。
年輕畫家兼老板小劉：“半年都沒賣出一幅畫。”
另一家原創畫店鋪里，年輕畫家兼老板小劉說，他快半年都沒賣出一幅畫，日常生活全靠過去積蓄。小劉5年前畢業于內地一家美院，懷著原創夢來到大芬，卻發現對他這樣的新人來說，搞原創如癡人說夢，沒名氣就無人光顧。為了生存，他加入別人的畫廊畫行畫。“《蒙娜麗莎》、《向日葵》我一天能畫十多幅，每幅能得10元到20元左右的報酬，一個月收入三四千元。”他說，那時幾個年輕人合住一間出租屋，為多掙錢沒日沒夜地做畫，視力越來越差，日復一日地臨摹復制也在不斷消蝕自己的靈氣和才華。他決心回歸原創，挽救自己的藝術生命，開辦了這家畫廊。
中央美院畢業畫家龍新權：“反復折騰幾乎讓我只剩一口氣”
“高房租搞得我死去活來，城管反復折騰幾乎讓我只剩一口氣。”龍新權感嘆，他在內地搞過畫廊，也做過電影美工。去年11月來到大芬，原本一心一意搞原創，為應付高房租，不得不在布沙路邊一座樓的三樓辦起了美術培訓班。可城管三番五次前來執法，說他掛在三樓外邊的招牌是違規廣告，要求拆掉。“我花光了積蓄搞起來了，城管就三天兩頭地來，搞得我的培訓班常常無法營業，都說政府扶持文化產業，難道布吉城管就是這么扶持的么？”
原創畫家楊世良：“創作了一批原創也難出頭”
原創畫家楊世良，原是吉林師范大學美術系副教授，2000年辭職來到大芬村。“10多年來我創作了一批原創精品，可是卻被大芬產業協會和管理辦死死壓制，難有出頭之日。”他說，政府每年劃撥巨額經費給協會和管理辦，用來扶持原創藝術和產業發展，但他們組織畫家外出采風，只照顧關系戶，從未邀請過他，辦畫展也從沒他的份兒。“大芬美術館是政府巨資修建的，但卻只給外來畫家辦畫展，有時寧愿空著，都不給大芬畫家機會，是何道理？”
大芬油畫交易廣場：商鋪承包受阻
在大芬采訪期間，畫家反映較強烈的問題，除了房租飛漲，就是油畫交易廣場問題。2007年，龍崗區政府在大芬南片區推出了大芬油畫交易廣場，一樓商鋪用來進行油畫交易，二樓以上建了268套廉租房。畫家意見較集中的是，政府在商鋪和廉租房入住上都設置了較高的門檻，比如，注冊資金至少60萬以上才有資格租賃商鋪，而入住廉租房的條件，則是必須具有上至中國美協、下到有大芬美協會員資格的才行。60萬注冊資金的門檻，把很多有經營才能的畫家擋在門外，卻讓一些并不合適的人進去了，弄到現在集體熄火；而廉租房的出租過程不夠透明，混進了許多不具資格卻有關系的人，沒有讓真正有需求的畫家得到實惠。
“我們建廉租房的初衷是為了引進高端人才帶動提升整個大芬走向高端，同時，從大芬村到周邊地區，各個層次的畫家藝術家達2萬人，不設門檻無法推行。”龍崗區文產辦副主任、大芬管理辦主任彭罡告訴晶報記者，比如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可申請三房、省級美協會員可申請兩房，一房一廳為市級美協會員，單房為大芬美協會員。“后來我們發現已入住人員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如轉租、冒名頂替等，從今年9月已開始重新摸排，清退了12戶，現在已進入重新申報階段。”
畫家陳浩東告訴記者，他是進駐油畫交易廣場商鋪的30多位經營者之一，當初進去花了不少錢進行裝修，但開業時發現，周邊配套設施很不完善，政府承諾建設連接大芬南北片區橫跨布沙路的人行天橋一直沒建，物業管理混亂，無管理團隊，沒有招牌、空調設備無法使用，無法凝聚人氣，幾年下來都虧得一塌糊涂。但政府不管這些，卻于今年3月對30多家商戶強行清場，受到商戶強烈反對。“眾商戶一致推薦由我牽頭，成立自救委員會，不要政府出一分錢，由30家商戶自籌資金，承包經營，把廣場盤活，但多次交涉都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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